全球对中国的看法和意见自疫情开始以来一直在下降，现在已经达到了最低水准，这促使中国政府争相进行更密集的说服和宣传，以巩固支持，并将西方作为一个简单的替罪羊，作为原因和借口，为传播被认为是现实正确、没有所谓的西方操纵和不公平报导的新闻和叙述提供理由。从地区到具体国家，所涉及的目标结果和策略各不相同，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战略机制，来支配预期的信息和公众舆论。
中国控制报导恐将更难被发现
如该报告中所概述的，在纳入分析的30个国家中，有一半以上的国家正经历著中国非常高或高程度的媒体影响，其中18个国家在过去3年中的影响强度有所增加；中国共产党及其代理人对公众和全球对中国的压倒性负面情绪感到震惊，正在使用更复杂和越来越多的胁迫性措施，来塑造媒体叙事并压制批评性报导。赞成北京方向的内容和媒体叙事被不断推动，而不赞成的新闻或意见则受到恐吓和胁迫，包括假帐户和虚假信息运动。
大多数国家对这些策略的认识和反击水准相对较高，但可悲的是，马来西亚没有。「自由之家」的报告提到，马来西亚仍然很容易受到中国政府通过各种手段塑造媒体和公众舆论的这些努力的影响，在媒体影响的程度和比例方面得分很高。
随著对北京强烈的宣传努力的抵制，反击策略的性质预计会变得更加复杂，这使得它们更难被发现。台湾对这些摇摆不定的努力表现出最高水准的抵抗力，其次是美国、英国、法国和澳大利亚。中国反驳说，它有权传达其对现实的真实看法，反对它所认为的西方通过对新疆和台湾的各种造谣运动，来诋毁中国的持续和联合行动。
同样的反驳也被用在最近联合国关于新疆人权侵犯的报告和人权观察的调查结果上，所有对中国人权纪录的负面报导或对有争议地区和台湾的令人担忧的好战行为，都被说成是由西方主导的全球机构和结构的无情遏制行动。他们被诬陷为一个集体，相互勾结，要剥夺北京或莫斯科在全球秩序中的合法存在权，并对西方架构提出另类挑战。
中国新闻自由是自身失败原因
坚持这种说法会适得其反，因为中国本身仍然是新闻自由表现最差的国家之一，在无国界记者组织发布的指数中排名垫底，在180个国家中排名第175。北京责备通过对新疆和其他关键问题的报导对其国内事务的感知干预，这些报导将中国共产党描绘得很负面，但其自身对其他国家内部机构方向的增加和系统的入侵和策略却被允许。
据报导，从媒体组织到智囊团和大学，以及从台湾到澳大利亚的政治领域，都有大量寻求影响和入侵的活动，以满足北京在2049年之前实现软、硬实力目标的更广泛的全球目的和议程。这些活动遭到了西方国家更有力的反击，因为他们有更高的意识和胆量来对抗这些措施，这与我们的陷阱不同。
北京继续指责西方有不公平的目标和新闻形成，但它自己的新闻记录一直是一个失败的原因，在那里，只要提到禁止的词语就会被迅速删除，如果人们发布任何批评国家领导人，特别是习近平主席的帖子，就会在几天甚至几小时内被拉起来。通常情况下，他们会在全国范围内消失数周或数月，然后再出现在公众面前，对自己的行为表示道歉和悔恨。
与中国不同的是，与关于西方偏见的持续叙述相反，尽管西方有种种缺陷，但它坚持开放和基本权利的关键基本要素。几十年来，新闻自由、维护人民选择自己信仰和政府的权利、保证法治和基于规则的接触的神圣性、承认人民在确保其基本权利方面的才能和声音，一直是稳定、和平的核心标志和缩影，也是国际交往和国内秩序的期望和保证的一致性。
目标国家的谬误遭战略性针对：以大马为例
在内部安全上花费更多的钱来控制信息和压制自由，这在大流行病期间以及新疆问题和香港动荡中都可以看到，北京正试图塑造信息和新闻的方向和内容，只要其方法不变，就会继续受制于此。北京将需要继续在内部保证和防止动乱风险和对中共领导层的挑战上花费更多的钱，而不是在其外部安全上的花费。
长期的和平给全球社会和全球秩序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回报，但同时也带来了自满和无知，人们对功能失调的治理和被妥善处理的全球危机越来越不满，推动了对当前挑战的快速和简单的解决和挽救的开放。世界各地的民主正在衰退，既定的规范和民主原则，即适当的程序和对规则和秩序的遵守也在衰退。
经济、气候和地缘政治方面的激烈挑战促使人们向内看，争先恐后地寻求快速和紧急的解决方案，以确保自己的政治生存和权宜之计，并使人民得到所需的救赎。培养情绪化的政治，在对过去和历史的无知中，过去和现在的保证和稳定的真正影响的意义和背景活力，仍然在冷漠和无知的领域里飘荡。
歪曲现实和真相，在受害者的基础上提出情感诉求和叙事，战略性地针对目标国家和社区的谬误和弱点，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回报。在马来西亚，人们对关键问题的认识水准很低，特别是在包括南海在内的关键战线上，北京乐于维持现状，而我们在这些问题上的中心地位和低公众参与度为中国提供了更大的长期回报。正面形象被放大了，从BRI（一带一路）到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以及所提供的援助和投资，各种中国企业和支持结构的积极回报和影响被放大了，但对社区或我们的利益和生存产生负面影响的连锁影响和长期的最终结果被忽视了。
不同年龄群体的战略定位迥异
基于不同人口群体的倾向和看法，对其进行战略定位是不断发展的。由Z世代和其子女「Alphat世代」组成的新生代群体，被认为是成熟的目标群体，他们的立场摇摆不定，归属也不确定，这些都是通过新媒体上的重点栏目来完成的。
老一代人口群体的取向比较稳定，他们继续通过传统媒体，特别是用他们自己适合的语言来服务。正如报告中所强调的「媒体兄弟会」，特别是记者和编辑被赋予了一种持续的「棍子和胡萝卜」的方法，其激励措施包括作为改变思维方式的一部分的赞助旅行，以及在塑造正确的概念和叙述他们的新闻报导时的直接压力。被认为是批评或敌视中国的观点或新闻被压制，而被容忍和允许的反西方的文章和叙事则出现了内爆。
新闻报导的内容和深度越来越处于北京的边缘地带，这些媒体机构往往被自己的束缚所困。撤回资金或撤下广告的威胁，以及其他许多威胁，意味著这些机构的方向和独立性仍然受制于外国利益。对于其他媒体从业者来说，不向这些要求低头是需要勇气和原则的。
公民意识仍是最终的决定因素
目前，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接近中国复杂的寻求影响范围的措施，以及由其主要机器——党的统战部领导的综合方法。尽管有这些努力，公众的智慧和意识仍然是最终的决定因素和重要性。媒体素养和伟大的远见仍然是当务之急，因为人民的智慧可以判断和做出明智的分析，而不会轻易地被游戏中的情绪和情感所吸引。
对于我们未来的国家生存和利益来说，我们的原则和力量支柱以及我们政策的坚定性和方向仍然是坚实的、毫不动摇的和不屈不挠的，这一点仍然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很容易陷入速战速决和解决当前挑战的虚假预言中，这导致了我们自己的困顿和无知，但在寻求最佳回报和预期的规范和长期保证方面，需要深厚的勇气和道德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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