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爆出民进党前党工遭厂商导演性骚扰、隐忍多年后透过脸书控诉主管处理不当，引起一连串Metoo风暴，席卷民进党、国民党、民众党，并延烧进演艺圈、媒体界、裁判圈，被害人纷纷透过各管道说出自己的经历。
对于被害人事发后普遍不敢发声求助的原因，现代妇女基金会执行秘书吴姿莹解释，被害人不敢求助通常有被害人、加害人、知情者、社会氛围、求助管道5大面向，被害人在事发后因为羞耻、自责而无法走向申诉管道，加害人则持续威胁恐吓、知情者不作声、社会存在对被害人冷嘲热讽的氛围，且求助管道中产生二度伤害等。
吴姿莹说，性骚扰零容忍不该只是事件后的遮羞口号，目前劳检单位对于性骚扰的相关检查仅限于有无揭示相关措施、因应作为等，却不问过程中有无保护被害人、保护隐私、申诉程序是否有效，结果是否确实对加害人做出惩处。
因此，吴姿莹强调，想处理性暴力议题，最高主管平时就要宣示性别暴力零容忍，一般员工也需具备性别意识，并在教育训练中提供各级主管因应性别事件的指引，并建立通畅、安全的申诉管道，保护被害人隐私，并有对掩盖事件人员的惩处措施。
台湾防暴联盟秘书长廖书雯也说，目前性骚扰申诉体系非常复杂，最后的结果能否让被害人满足其实要画上问号，多数情况下，被害人希望得到的真心道歉始终没有出来，周遭环境不时会有意无意中谴责被害人，甚至要被害人「顾全大局」，但不论在任何场域，领导者建立反性骚扰、反性侵文化政策，并内化性别平等意识、提供法律知识，而非喊口号式的说「有申诉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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