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案一审去年审理时，张男请求交保，法官问他交保能力如何，也就是能拿出多少保释金，张男说：「大约1万5至2万元。」他表示自己高职学历，之前从事餐饮，每月收入4至5万元，无须扶养家人。」但法官不准他交保，不过，张男承诺2名被害人，每月赔偿2人各5万元、8万元，第一期款项于今年3月10日给付，一审审酌张男已与2名被害人达成和解，去年11月轻判他2年2月徒刑。
上诉高院后，法官问张男如何赔偿每月13万元，他说：「我答应要赔偿的时候就想过了，我可以去身兼数职来赔偿他们。」法官又问张男，他答应的和解条件和收入差距过大，是否是为了减刑才和解，张男说：「母亲需要扶养，我当初的工作是在台北港做人力搬运，月薪3万1，但是我母亲是做餐厅的，餐厅那边的薪水比较高，我可以两边都工作，我当初也有想，就算1、2个月突然赔不出来，也可以去跟被害人协调下个月再多还一点。」
高院认为他先前在一审时供称：「从事餐饮，每月收入4至5万元，无须扶养家人。」到了高院却改口：「母亲需要扶养，之前在港口工作，月收入约3万1000元。」可见他对于原来从事的职业、是否需要扶养亲属等事项，前后供述不一，纵使他可以如愿兼职餐饮、港口工作，月收入也不超过8万元。
因此高院认定张男资力不佳，为了获得减轻刑罚，于一审调解程序时，轻易许诺自己无法履行的赔偿金额，此外，一名被害人具状向高院表示，张男承诺今年3月赔偿第一期款项，但根本没履行，「让我感到遭受二次诈骗，张男无诚意悔改，想假借调解取得从轻量刑」。因此高院加码改判张男3年徒刑，可上诉，并裁定他继续羁押。
此案高院合议庭审判长是廖建瑜，受命法官林孟皇，陪席法官林呈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