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名女子在脸书沉痛控诉，她去年9月在车上遭一名导演性骚扰，事后曾向时任妇女部主任许嘉恬求救，但对方态度消极，甚至反问她「当下妳为什么不跳车？」、「妳怎么没有叫出来？」、「所以呢？妳希望我做什么？」
受害女子解释，当时她坐在座位中间，根本无法跳车。陪同的同事也缓颊，不是所有人都能在那种情况下自我保护。不料许嘉恬回应，「那妳们可以利用午休时间一个小时啊，去对面华山大草坪也好，手牵手一起练习大叫，甚至练习从我们部门大叫喊到前面民主学院。」
受害女子指出，许嘉恬之后告诉她「只要程序一启动，大家都会知道妳被性骚扰，妳也知道党部就这么小，妳的名誉可能会造成受损，妳要考量到这些后果，以及妳有没有办法承受，妳确定要我去跟媒创中心讲这件事情吗？」
主管的这番态度让她心寒了，她痛心表示：「我是带著热忱进来民进党，带著伤和遗憾离开的，我失去了眼里的那道光，直到现在仍在疗愈。」
全文如下
为时已晚但也该被好好接住的求救信
「我们不要就这样算了，好不好？很多事情不能就这样算了，如果这样的话，人就会慢慢地死掉，会死掉。」
好遗憾曾经的主管，妇女部主任许嘉恬在最该是我后盾之时，选择转身离开。时隔多月了，以为能放过自己的，近期看人选之人时又无数次的翻江倒海袭来，我又哭到差一点死掉。
而我现在才有勇气整理好思绪，好好说出来。那是一个我主责的专案，摄影团队回程的路上，导演趁著大家上厢型车，昏暗欲睡长途之际，对我实施了性骚扰。他将我的头摁上他的肩，让我靠著睡，我吓傻了，不知道该如何判断当下的状况，他觉得我疲倦，出于关心吗？他知道我是学生，是长辈的关心吗？我竟下意识的，恐惧到将此合理化来安慰自己镇定下来：不是的，应该是我的错觉。
尔后，在一个颠簸中我借故起身，尴尬地看著他（期间我不确定他是否真的睡著），他寒暄道，累了吧，看你很疲倦，手又抚摸上我后颈，在下巴肩头与胸上游移、爱抚与按摩。我后来低头看手机试图尽我可能保持距离，而我仍感受到他炽热的视线，我不敢回头，直到他的工作室。其他团队人员在外头陆续卸器材，他抽著烟，目光不曾放过我，他邀请我进去坐坐。我忍住快哭出来的样子，但我想那时我应该很僵硬，就这么站在大厅里面，他来回巡著内外状况，又回来我身边，问我有厕所，要不要去厕所。
逃无可逃之际，我躲起来了。我一进厕所立刻反锁门，跪在边上止不住干呕，我还怕他发现有什么不对劲，拚命忍住不可发出异音，因为我听到了，他在门外的踱步，以及像提醒著他存在感的清喉声。脑子一片空白，但直觉知道我可能的下场，等不到我后怕，我在听到门外脚步声多了，才敢走出去，此时我工作还没结束。
直到上捷运回家的路上，所有紧绷神经慢慢松懈，我才颤抖的打给同事求救，我慌张到语无伦次，她好好安抚下我才能拼凑起来，现在在回忆这些，对我而言也是难受的。而之后在我们决定上报主管，当时的妇女部主任许嘉恬时，我的主任不仅第一时间总在不是重点的地方，放大我被性骚扰的细节要我做回忆陈述，也在听完后，冷冷的反问我，所以呢？妳希望我做什么？
我以为我抓到了浮木，却又是更高的骇浪。我羞愧我内疚，我为何一个专案负责不了的情绪四溢，这是在她第一时间该同理我、给我专业意见之时，给我罩下的的遮羞布。我好像不该感受难过、不该生气、不该大惊小怪，因为它就是工作，所有被否定的情绪嘎然而止。尽管最后她补上说党内也能走程序，但也就草草收尾，也未立即让我停止负责此专案，只重复著强迫我要做什么决定（尽管此时仍未跟我清楚解释完程序），她说了解后再找我谈，但我当下已失去了信任感，失望的离开了会议室。
第二次再与主管面谈，由于我情绪还在高度恐慌，同事陪我前往她所在的咖啡厅，我不知道我还会面临什么。她试图营造轻松的氛围，对我说，有时候我忘了妳还太年轻，看到妳的工作干劲总会想到我年轻的时候，然后也提到她过往选举时被性骚扰的经验，再接著问及我的这次经验，说了对我最为错愕的：那你当下为什么……不跳车？我不懂，你怎么没有叫出来？
我好想离开。同事立即委婉地告诉主任，并非所有人都能在那种情况下，有意识或者有能力去做自我保护的（在这之前跟主管说明的过程里，我也都明确说过我位于座位中间，根本无法跳车，就上高速是能跳去哪里）。而我们主任给我们的回馈却是，那妳们可以利用午休时间一个小时啊，去对面华山大草坪也好，手牵手一起练习大叫，甚至练习从我们部门大叫喊到前面民主学院。之后的闲话家常我已经超载了，任何事情好像都可以很轻松的四两拨千斤来定论，飘飘然的肉身，支离破碎的灵魂。
她又陆续找我与谈几次，她要我尽快做决定，她才能帮我。那时还在混沌与迷茫间挣扎，且听她说道，当然党内有程序，我们也可以走程序，但我相对就无法帮妳，妳也要理解我态度可能比现在在更冷漠，因为我要公正客观。
我在这态度前踌躇，但我真心不希望再出现和我一样的受害者，所以想著至少要告知媒创主任。而她后来幽幽告诉我，只是无论程序一启动，或是告知媒创主任一人也好，大家也会知道我被性骚扰，你也知道党部就这么小，你的名誉可能会造成受损，你要考量到这些后果，以及你有没有办法承受。
你确定要我去跟媒创中心讲这件事情吗？妇女部算来算去也就那几个同仁，大家想一想算一算也知道是谁。
那我知道意思了。话讲到这份上，我轻声阖上办公室的门。
至始至终，有关这件事我一通主管的关切电话皆未收到，而同事却收到了一堆电话关切，被主任问我有没有跟同事散布她的谣言。就连我可能需要的社工联系资讯，她都是传给同事，让同事转传给我的。选举结束离开后，某次我才得知，连我那时的身心就诊都可以由党部支付，而这些资讯我当时完全没有得到。我难过地告诉同事，我是带著热忱进来民进党，带著伤和遗憾离开的，我失去了眼里的那道光，直到现在仍在疗愈。
无力感越来越重，在某种大局当前的氛围与压力下，我现在才能理解与接受，我的感受才是最重要的，我压根没有错，而这绝对不是自私。前主管曾询问过我是否有被性骚扰的证据，我说我没有；可我想，我现在所陈述的这一切事实与感受，就是最好的证据。我要撑不下去了。在溃烂之前，再痛我也想腕掉。
这次，我选择为自己勇敢。我想再次相信这个世界，相信公平，相信正义，相信人与人能被理解，而不是「我忘了妳还太年轻」：并非我太年轻所以我要承受这些「成长」，这不是为我好。
这样的人如今是党中央的副秘书长。当时高举著妇女权益旗帜的人未成为我的翁文方，我就要成为我自己的翁文方。
谢谢大家看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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