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对奢侈品的需求一方面受到家庭财富增加的支撑，韩国银行资料显示，韩国家庭净资产在2021年增加11%，韩国家庭财富的76%左右是房地产，自2020年以来，房地产价格大幅上涨。
另一方面，韩国消费者也热衷于对完善自身的外在体现，摩根士丹利分析师在报告中指出，与大多数其他国家相比，外貌和经济成就在韩国能引起更多消费者的共鸣。
华尔街见闻报导，麦肯锡的一项调查发现，只有22%的韩国受访者认为，炫耀奢侈品有失品味，日本和中国的这比例分别为45%和38%。
此外，只有5%的韩国人表示，他们对自己在高端产品上的花费感到内疚，而在其他已开发国家这比例为10~15%。
同时，年轻化也是韩国奢侈品消费客群的一个特点。韩联社报导，韩国目前的奢侈品市场由MZ一代（1980年代到2000年代初出生的人）主导：「以新世界百货为例，2020年20多岁和30多岁人群购买奢侈品的比例达到50.7%、10.9%和39.8%。在乐天百货，20岁和30岁顾客的奢侈品销售比例从2018年的38.1%上升到2020年46%。」
华尔街见闻指出，针对这些年轻的客人，奢侈品牌也在透过韩国本土的偶像来刺激需求。报告指出，几乎所有的韩国名人都是顶级奢侈品品牌的品牌大使。
韩国人为什么喜欢奢侈品？可能与其特有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离不开关系，首尔大学消费者学教授金兰都在其著作《奢侈的国家—奢华韩国》中，将韩国奢侈品消费者分为了炫耀型、仇视型、幻想型、同调型等4个类型。
炫耀型：在「不能与不三不四的人相提并论」的先民意识基础上，再加上韩国人特有的体面意识序列意识的情况。仇视型：在「我也不行吗？」的羡慕意识和「凭什么我没有」的韩国平等意识相结合的情况。
幻想型：将对「与现在不同的我」、「相似的我」的变身欲望投射到奢侈品上的情况。同调型：「别人做，所以不能落后或被排挤」的不安意识的产物，是「跟著朋友去江南（整形）」的韩国特有的集团文化煽动的情况。
首尔国立大学心理学教授Kwak Geum-joo则使用「帕诺普利效应（Panoplie effect）」解释这种现象：「年轻一代购买名人穿过的衣服或鞋子时，会感到很开心，觉得自己成了名人，似乎很有成就感，自尊心也增强了。」
除此之外，奢侈品消费的爆发也与新冠肺炎疫情有关。延世大学经济学教授Sung Tae-yoon表示，由于疫情限制韩国人的其他支出，因此奢侈品的消费成为了一种替代，乃至报复行为：「许多韩国人过去常常将可支配收入花在出国旅行上，但由于新冠肺炎，这不再是一种选择。所以现在韩国人，包括年轻人，都将可支配收入花在了昂贵的奢侈品上。」
华尔街见闻报导，实际上，韩国的奢侈品消费者群体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并非富人。据韩国兼职网站Alba Cheonguk 2020年的一项调查，有83.3%的20多岁的人透过从兼职或全职工作中节省薪资来购买奢侈品，33.6%的青少年表示他们会将韩国感恩节津贴花在奢侈品上。
金兰都在其著作中指出，韩国的名牌行销业界将奢侈品顾客分为传统富豪（Old Money）、新兴富豪（New Money）和假富豪（Fake Money）：Old Money是透过世代相传长期积累财富的人，New Money是指富二代或暴发户，他们对品牌的知识和理解相对较高，是奢侈品行销的主要顾客。
Fake Money则根本不是富豪，而是以模仿新New Money消费的20、30多岁人群为中心，购买平时看好的一种商品的名牌主义者。
金兰都表示，在上节所述的四种消费者类型中，只有炫耀型属于New Money，剩下的3个类型都属于Fake Money，其中，仇视型是自卑感较强的中产层，幻想型是陷入自恋，梦想华丽变身的年轻人，其中特别是娱乐业从事者，同调型是在自我不发达的状态下，对流行敏感的青少年身上发现的较多。
他强调，比起把韩国的奢侈品消费文化看作是人类的本性，更应该看作是消费社会的物质文化培养出来的产物。社会财富越偏重，拥有阶层的炫耀欲望和不具备阶层的追随欲望就越大。从这一点看，过度消费是仅靠个人或阶层的道德性无法解决的国家问题。
这些消费超出自身收入水准的奢侈品的人群，折射出韩国日渐分裂的贫富差距，而这也是韩国当下越来越无法忽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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