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南华早报》（SCMP）今天报导，上月中国各大城相继爆发反封控抗争「白纸运动」，身处防疫第一线的大白们格外清楚，行事务必得小心谨慎，因他们晓得民众已失去耐心，如今无畏挑战当局与决策。
现年30岁在四川省内江市的刘姓女大白说：「其实我根本没法答复民众（有关防疫封控）的询问，因我对于上级下达的指令也搞不清楚…但出了纰漏，像是封控不利或封控期间衍生次生灾难，倒楣的都是我们。」
较年长的广州市陈姓男大白表示：「每当我对民众执行检查，总是换来一顿夹杂粗话的饱骂，我能体谅，因为大家的生活都受到了影响，但我还是得执行公务。」
他说：「而且上级频频警告我们，因清零是当务之急，，若封控有任何闪失，有人得掉脑袋。」
负责执行中国清零政策的最底层防疫队伍约有数百万人，刘与陈不过是当中的唯二，虽然这批被称之为有贬义的大白，多是短期合约的雇工，但是自疫情爆发以来身处防疫最前线至今已有3年。
这些最底层防疫干部被赋予「网格长」和「十户长」头衔，虽说无足轻重却又是不可或缺，因他们深入基层，党中央才能借由他们监控民众一举一动，而这个防疫监控体系，以公寓民宅所在的街道与区块细分。
即以广州市当任网格长的陈姓大白为例，他负责的范围就是白云区里5个街区的公寓，而十户长的刘姓大白则负责14个家庭约莫60人。
不过这个防疫体系虽使上级得以掌握民瘼和舆情，但网格长与十户长等草根的干部们并未获得充分授权，又穷于应付来自高层下达犹如雪崩式的防疫指令和要求，这使得大白们难以成为当局与民众之间的沟通桥梁。
刘姓大白说：「当前的形势说变就变，我们也跟不上（政策的）朝令夕改，但沟通管道层层繁琐而且常常变来变去，我们这些听命链的底层快要被压垮。」
她说，来自民众的一道不算复杂的请求，得先上报主管，主管再通报网格长，网格长再通报街道办。街道办是中国官方最基层的行政管理单位。
陈姓大白则抱怨，许多上级下达的防疫管制令也是含混不清，他举例：「长官总是要求他们务必面面俱到，但我们得做好封控又得同时维持经济发展，这实在是太难了。」
因此当前防疫措施陆续放宽，陈姓大白说，很高兴如今上级把若干政策说清楚讲明白，而且刘陈两人都说，他们根本无意对于负责管理的对象执法，比较倾向于采取「软调」的方式以避免冲突。
刘姓大白表示：「我明白我们不是警察也不是执法人员，所以我向来避免（跟住户）爆发口角或肢体冲突，因为我也住在附近，而且大家彼此都认识。」
此外，缺乏急救与医疗的训练也是他们面对的另个棘手难题，危机当下的沟通不良可说是相当致命的。
刘姓大白是中文系毕业的大学生，她说：「没有接受医护的训练，又不具备诊断的资格，我们只能传递讯息给决策者，并期盼讯息传递的管道是畅通的，像是中风及心脏病足以致命，当然我们得喊救人啊。」
她表示：「可是很多的情况像是有些人处于精神崩溃，我们需要经验丰富的人来帮助我们。」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吴木銮表示，中国的社会管控网路的建构是蓄意如此，这么一来若出差错，最前线的基层干部就得扛责，以中国独特的党国政治体制而论，位居北京的高层绝对不会被怪罪。
他说：「就以防疫管控而论，领导人订定的目标涵盖遏止疫情蔓延，社会与经济优先，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
但地方官员得执行适于他们所在地的对策。」
吴木銮指出：「这门艺术只有八面玲珑的官场老鸟才能驾驭。」（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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