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缘（Yuan Yang）写道，除了英国之外，世界各国都对产业怀有远大抱负。面对全球竞争的前景，英国人倾向于主动认输，这在富裕国家中少见。
她说，在英国，政治已经成为危机的根源，而不是稳定和远见，导致企业对政府有所警惕。英国作为一个国家，降低了能够实现目标的期望。英国护理师得到的酬劳都不足以糊口，还谈该如何兴建高科技产业所需的复杂基础设施？
杨缘表示，如同英国创新科技部次长史凯利（Paul Scully）最近接受「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采访时所言：「我们不会在威尔斯（Wales）南部复制台湾。」她认为英国拥有众多顶尖大学，确实应该著重于研发方面的战略优势，而不是试图超越现有的制造业巨擘。但史凯利的言论带出一个问题：若要在英国复制台湾，有什么一开始的必要条件？
经济历史学家张夏准（Ha-Joon Chang）曾说：「（退守）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与南韩独立后的政权一样，国家能力匮乏的程度惊人。他们必须从头开始建设起。」
20世纪末享有经济发展奇迹的亚洲四小龙，都没有乐观的初始条件。然而，由于地缘政治敌人近在咫尺，这些国家有迫切的生存需求，它们的政府展现出实现雄心勃勃使命。与中国距离相当近的台湾，必须学会在比英国所面临远更恶劣的环境中成长茁壮。
杨缘认为，英国可向这些「由小变大」的国家学习。英国在试图培训一代量子物理学家之前，有必要先把基本功做好。在更广泛的经济发展战略下，要让产业政策合情合理。当年台湾政府的首要目标，便是土地和教育改革。
杨缘指出，尽管英国无疑有好许多的基本面作为起跑点，但缺点在于长期忽略了经济学家威廉斯（Karel Williams）所称的「基础经济」（foundational economy），以及女性主义经济学家所称的「社会基础设施」（social infrastructure），例如社会照护、教育、食物、住房和公用事业等日常所需的经济环节。
杨缘表示，「产业政策」一词固然意味促进经济结构性转变的政策，但用在现代可能有误导之嫌。她说，任何英国经济的愿景必须包含服务业，毕竟服务业占英国经济产出和就业的4/5。经济学家罗德里克（Dani Rodrik）便建议，应改用「生产性发展政策」（productive development policies）较为贴切。
杨缘结论提到，英国虽然不是开发中经济体，但可从这类国家的经验中学到许多。（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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