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缘(Yuan Yang)写道,除了英国之外,世界各国都对产业怀有远大抱负。面对全球竞争的前景,英国人倾向于主动认输,这在富裕国家中少见。

她说,在英国,政治已经成为危机的根源,而不是稳定和远见,导致企业对政府有所警惕。英国作为一个国家,降低了能够实现目标的期望。英国护理师得到的酬劳都不足以糊口,还谈该如何兴建高科技产业所需的复杂基础设施?

杨缘表示,如同英国创新科技部次长史凯利(Paul Scully)最近接受「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采访时所言:「我们不会在威尔斯(Wales)南部复制台湾。」她认为英国拥有众多顶尖大学,确实应该著重于研发方面的战略优势,而不是试图超越现有的制造业巨擘。但史凯利的言论带出一个问题:若要在英国复制台湾,有什么一开始的必要条件?

经济历史学家张夏准(Ha-Joon Chang)曾说:「(退守)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与南韩独立后的政权一样,国家能力匮乏的程度惊人。他们必须从头开始建设起。」

20世纪末享有经济发展奇迹的亚洲四小龙,都没有乐观的初始条件。然而,由于地缘政治敌人近在咫尺,这些国家有迫切的生存需求,它们的政府展现出实现雄心勃勃使命。与中国距离相当近的台湾,必须学会在比英国所面临远更恶劣的环境中成长茁壮。

杨缘认为,英国可向这些「由小变大」的国家学习。英国在试图培训一代量子物理学家之前,有必要先把基本功做好。在更广泛的经济发展战略下,要让产业政策合情合理。当年台湾政府的首要目标,便是土地和教育改革。

杨缘指出,尽管英国无疑有好许多的基本面作为起跑点,但缺点在于长期忽略了经济学家威廉斯(Karel Williams)所称的「基础经济」(foundational economy),以及女性主义经济学家所称的「社会基础设施」(social infrastructure),例如社会照护、教育、食物、住房和公用事业等日常所需的经济环节。

杨缘表示,「产业政策」一词固然意味促进经济结构性转变的政策,但用在现代可能有误导之嫌。她说,任何英国经济的愿景必须包含服务业,毕竟服务业占英国经济产出和就业的4/5。经济学家罗德里克(Dani Rodrik)便建议,应改用「生产性发展政策」(productive development policies)较为贴切。

杨缘结论提到,英国虽然不是开发中经济体,但可从这类国家的经验中学到许多。(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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