励馨表示，有73%的加害人是熟识者，其中46%加害人是家内亲属。对于熟识性侵的儿少幸存者来说，找到安全的场所和可信任的对象揭露性侵事件十分困难，他们面临的不只是身体界限和自主权受损，更因为加害者是「相信的人、甚至是亲密的家人」，使其因遭受人际与家庭关系的背叛而对外界环境失去信任，且往往为了隐匿机构或家丑，孩子在求救后时常未获适当回应，使其陷入长期受害，或难以对外求助的处境。
且根据励馨2021年数据显示，有36%前来寻求协助的性侵被害人曾遭遇「多重创伤」，当性侵幸存儿少遭遇多重的暴力形式，和长年受害没有说出来，往往使当事人承受庞大的身心创伤与压力。
励馨基金会执行长王玥好直言，若创伤类型复杂、且创伤事件多次发生，创伤复原历程时间需要更长。她表示当幸存者到「蒲公英性创伤复原中心」求助时，大多因长年的创伤而出现身心反应、生活与社会适应问题、自我价值低落，以及对性侵事件感到羞愧与自责等情绪。进入较稳定的咨商关系后，咨商师不仅陪伴当事人面对「性创伤」事件，也陪伴幸存者梳理自己的经历，看见「多重创伤」对自己的身心状态造成的影响。
另根据澳洲2017年发表机构儿童性侵的全国调查，童年遭性侵者平均花23.9年才第一次揭露性侵的经历，而「蒲公英性创伤复原中心」服务对象中，有近半数在性侵发生超过20年后才能开始处理性侵事件带来的创伤。
励馨基金会副执行长王淑芬分析：有些受害者在事件发生时，当时年龄还太小，根本不知道该怎么说；有些向身边的人如父母、师长求助后，却未被他们好好回应，或是不信任受害者，认为他说谎；甚至要受害者不要再提起，要求他装做这件事没发生。
王淑芬补充，这些负向经验，再加上社会经常「完美被害人」的迷思来检视、评价他们，以及缺乏正向的支持系统，都让他们无法再为自己发声求助，心中的创伤在长期的压抑下，越来越严重，甚至影响被害人的自我认知。
针对性创伤的恢复，咨商心理师公会全国联合会理事长黄雅羚也指出，性侵害有很多种不同的受害型态，也产生了很多种不同的创伤样态，会因为幸存者受害时的年龄、受害次数、与加害者的关系等因素交互影响。
黄雅玲说，「咨商」并不是让遗忘被创伤，而是让他们在想起这段历程时，不再那么痛。幸存者要踏上创伤疗愈之路，必须要有社工、辅导老师、心理师或医师等资源协助；身边的人也要成为支持的力量，例如父母愿意正视、面对孩子的伤痛；最重要的是，幸存者自己已经准备好，可以谈自己发生了什么事。
励馨建议，当确定孩子受害，则可以透过「听、问、接、找」四原则来处理：专心「聆听」孩子想说的话，勿惊慌失措；「询问」发生的事件和细节；「接住」孩子的感觉，给予支持陪伴而责备批判；「寻找」专业社工、咨商人员协力合作。
励馨强调，当有受害者愿意现身时，若旁人能给予正向回应、支持同理，才能让他们知道自己选择揭露事件是正确的决定，也才能让更多受害者愿意说出自己的遭遇，进而有机会展开复原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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