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裁定指出，此案一审先前认定詹女成立「拐带儿童行为」，因此于2019年10月裁定命詹女将女儿交付给蓝男，并得带回义大利，另酌定詹女每半年可跟女儿在台湾同住2周，女儿机票费用由父母各负担1/2，在不影响女儿日常作息下，詹女可透过书信、通讯软体或电话等方式联络女儿。
但最高法院认为，此案程序监理人曾以报告表示，不建议让女儿频繁转换居住地，可设定主要居住地，并规划长假期，让女儿与另一方(父亲或母亲)相处，而一审没有参酌程序监理人的意见，也没考量女儿是否已习惯我国生活，就强制她移居义大利，这样是否造成她心理、生活冲击，是否符合子女最佳利益，一审均未调查，并不洽当。
另外，依据程序监理人的报告及义大利检察机关2018年指派儿童神经精神病学医生所提出的访视报告，最高法院认为年仅8岁的女儿心智成熟度不如成年人，她的意愿及意见陈述，似乎极易受到主要照顾者的影响，而陷入两难的忠诚困境，势必承担身心无法承受的过度责任，因此法院在探究她的真实意愿时，应注意排除父母及家族成员不当干扰。
由于小女孩目前在台湾生活，已有一段时间没跟父亲相处，最高法院认为在不影响生活、就学情形下，能否由程序监理人作为沟通桥梁，逐渐引导她与父亲及义大利家庭成员相处，并共同生活一段时间后，再征询她的真实意愿，这些前审并没有考量，就驳回詹女的抗告，因此最高法院今废弃原裁定，将假处分案发回一审重新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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