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学法律系教授戴铭升强调，罪刑法定原则是不可随意跨越的一条界线，否则就是对人权造成极大的侵害，因此TDR在未经主管机关核定的情况下，就不能随意将刑事责任加诸在人民身上。
戴铭升指出，金管会过去虽一再主张TDR的核定，是依据财政部在民国76年所做成的（76）台财证（二）字第00900号，然当初76年900号函的发布背景与目的，其实是在「阻止、禁止外国有价证券进入台湾」，根本不是在作为《证券交易法》上有价证券核定的依据！
而且金管会主张TDR是民国76年900号函释中所指的「外国其他具有投资性质之有价证券」，但依照日本与美国文献，JDR与ADR各别是日本与美国「国内」的有价证券，由此法理逻辑可推知，TDR亦为本国有价证券，与金管会所述完全不符。
况且，若按照金管会对于民国76年900号函的解释，现今与未来所有来自外国的新型态金融商品，照理而言都属于「外国之其他具有投资性质的有价证券」的范畴、且全部都已经在76年经过行政机关核定，但金管会如今碰到「虚拟货币」的问题，解释又急转弯，否认虚拟货币有经过政府核定，显然认定理由是前后矛盾不一致，而且有双重标准。
此外，戴铭升认为，《证券交易法》第6条第1项明定，有价证券核定主体是行政机关，是立法保留给行政机关的权力，不能由非行政机关去解释核定依据。
最后，戴铭升针对检察官的提问时指出，《证券交易法》上的刑责，其实是将行政处罚加重成刑事责任，但变成刑事责任后，就必须严格遵守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原则是不可随意跨越的一条界线，否则就是对人权造成极大的侵害。也就是说，「在TDR未经主管机关核定的情况下，就不能随意将刑事责任加诸在人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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