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进党立委、教文委员会召委范云指出，《教育基本法》自2011年首次将防制霸凌明文入法，2012年订定《校园霸凌防制准则》让受害者申请调查和处理，但推动十年至今，霸凌事件却愈来愈多。
范云指出，教师本应是防制系统的一环，但现况却是本身为霸凌者的教师，或面对霸凌事件消极不处理的教师，都还能持续在校园任教。不适任教师难以退场，是校园霸凌持续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范云分析，目前校园「师对生」侵害，主要有「不当管教」、「霸凌」、「体罚」及「性平事件侵害」四个样态，但整个「师对生」侵害的淘汰不适任教师流程，有三个明显的问题。
范云说，首先，教师不适任行为无具体判准。目前虽然在《学校订定教师辅导与管教学生办法注意事项》有明定「管教」、「违法处罚」及「体罚」定义，但实务上常发生「体罚」被认定为「不当管教」，教师便从「不适任」应退场变成仅记过或申诫。台湾没有给教师的行为标准，造成教师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已经涉及不适任，学生和家长也可能不知道已受侵害，第一线教育现场彼此指责「黑心老师」或「恐龙家长」。
再者，范云指出，以受害者是否遭受身心侵害做为审议标准极其荒谬，现行《教师法》针对解聘「体罚或霸凌学生」的必要条件是必须「造成其身心严重侵害」。去年国际委员审查台湾儿童权利公约的结论性意见已经指出「儿少遭到教师和其他从事儿童工作的人身心暴力对待，无论对个别儿少的结果如何，都应面临纪律处分」，教师法不符合儿权公约，必须修正。
范云再指出，第三，学校体制里受害学生被噤声和失去当事人地位。目前在「调查机制」的相关会议，都会调查和访谈双方当事人；但一旦进到「审议机制」后，因为考核会及教评会的审议对象均只有「教师」，因此审议教师是否解聘、不续聘、停聘时，当事人只剩教师本人，只有教师可以提出教评会委员回避申请、对教评会决议不服提出救济。也就是说受害学生对于自身案件中教师的惩处结果完全被噤声，没有当事人地位，没办法对结果表达不服，无法获得调查报告，也无法再救济。
立委范云进一步说明，除了师对生的直接侵害之外，也常看到在「生对生」霸凌事件中，教师不积极协助，甚至认为「受害者真的就是有问题，才会被霸凌」，常让受害学生痛不欲生，但霸凌加害者继续过得好好的。目前针对此类教师的处理机制有限，多依教师法第16条所指「教师教学不力或不能胜任工作有具体事实」之条款处理，且因为加了「辅导教师」机制，要让此消极不作为之教师退场则更为困难。
立委范云针对目前校园霸凌及难以淘汰不适任教师议题，提出三个可能解方，要求教育部立即研议处理：第一，建立教师不适任行为判准，不再轻轻放过不适任教师，但也不再让「不教而杀」的现象发生，先说明清楚规则，让老师们不再无所适从；第二，推动以教师行为做为是否不适任之审议基准，不再以受害者是否遭受身心侵害做为审议标准；第三，赋与不适任教师案件中受害学生之当事人地位，让学生自己说话。
人本基金会执行长冯乔兰举指出，台湾对于教师不适任行为没有具体的判准，以致于真的发生事件时，防制小组可以凭感觉做出判断。青年民主协会理事长张育萌则说，就算老师行为明显已达不适任的标准，因为教评会没有学生代表的设置，只是让老师们彼此决定「要不要让办公室坐旁边的同事走人」，终究形成「师师相护」，不适任教师始终难以淘汰。
台湾少年权益与福利促进联盟副秘书长林于圣则从认为，要解决校园霸凌和不适任教问题，有两个重点：第一，教师职责愈重，便应获得更多资源支持，请为担任级任老师与行政职的教师提供充足资源支持，包括咨询管道、督导机制、教育训练、减少授课时数及增加薪资加给等各项必要协助；第二，针对教师不当行为，除依法启动调查外，应即时为学生提供必要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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