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立法院审议《人工生殖法》修法之际，是否开放代孕成为朝野攻防的核心议题之一。民众党立委陈昭姿指出，代孕是「百分之百的民生问题」，不应被过度政治化，社会讨论的重点应回到如何透过制度设计，回应少子化与不孕家庭的实际需求。
陈昭姿回顾，代孕议题并非近年才出现分歧。她指出，2002年时，时任立委的赖清德曾提出支持代孕的修法版本，当时民进党内部支持比例超过半数，包含多位核心成员在内皆曾表态支持；但随著政治氛围转变，相关立场逐渐趋于保守，甚至在后续修法版本中排除代孕，令她感到遗憾。
针对是否应将代孕「脱钩」另设专法，陈昭姿也在专访中表示，她认为并无此必要，现行《人工生殖法》修法版本本身已具备纳管空间，关键不在于另立新法，而在于制度如何设计与落实管理。她强调，代孕议题已经过了单纯「赞成或反对」的阶段，政府真正该做的是下来管理，透过法律保障代孕妈妈与孩子的权益。
然而，从法律实务角度来看，相关制度若未先补齐，仍可能衍生多项风险。对此，律师刘韦廷也从法律层面提出警示，指出代孕在现行法制下，至少存在三大尚待厘清的关键难题。
刘韦廷分析，第一大难题在于孩子权益与责任归属。若孩子出生后发现重大健康缺陷，究竟应由委托方、医疗机构，或代理孕母负责，现行法制并无明确答案。这并非假设性问题，而是在人工生殖实务中确实可能发生的风险；一旦责任归属无法厘清，最后承担后果的，往往是毫无选择权的孩子。
第二大难题则是身分关系的法律认定。刘韦廷指出，若代理孕母仍具婚姻关系，在现行身分法架构下，孩子的法律父母认定，可能与代孕契约内容产生冲突。即便委托双方事前已有协议，仍可能在法律上出现认定矛盾，导致孩子的亲权、监护权归属陷入争议。
第三大难题则与前述身分认定问题环环相扣，涉及委托方是否能反悔。刘韦廷说明，若委托方在孩子出生后拒绝承担抚养责任，法律究竟该要求谁负责、是否由代理孕母承接监护责任，现行制度同样缺乏明确规范；一旦第2项身分认定未先厘清，第3项责任承担问题势必连动失序，形成法律真空。
刘韦廷强调，他认为台湾不应走向「全开放」或「全否定」的两极。修法若要前进，至少应先建立以孩子最佳利益为核心的身分规则，并清楚界定医疗评估、适用条件、责任归属与追偿机制，避免法律空白迫使民众铤而走险走向海外或灰色市场，最终让孩子成为制度不足下的最大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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