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曾经被欺负的人，只「敢」在这时候提出控诉，不是因为「赶流行」，非要把十几年前的陈年往事拿出来说，而是因为当下的恐惧，担心自己没工作、担心没人信、担心自己伤害了谁等等，也不知道要如何对抗加害人，所以才会现在鼓起勇气「一起说」。一个人宁愿把自己以前被伤害的经验，以为已经好了，实际上还是没好，在公开场合指述加害人，是一件很有勇气的事情。
Me Too不是流行，是一种深沉的指控。
很多人被指控，随即就表示要提告，但却没有见到任何动作，黑人是公开行动的第一个，却没有提出刑事加重诽谤的告诉，而是提民事损害赔偿的诉讼，为什么？难道只是我们可不可以不勇敢吗？
因为很容易被检察官认证。基本上，被害人不隐瞒自己身份，敢公开指名道姓，能不能证明有诽谤的故意犯意，都还很难说。况且在这件案子里，被告有两名证人，也就是化妆师朋友与闺蜜，可以证明被告确实有听到黑人打来的电话，而且第一时间，被害人也有跟朋友说到这件事，两人当天又确实有一起工作，这要检察官如何起诉？检察官只要对被告不起诉，陈建州就会成为乡民俗称「检察官认证」的强制猥亵、性骚扰嫌犯了。
所以，陈建州与范玮琪，以为民事门槛比较低，提出民事诉讼，这是精准的判断吗？
当然不是。先从原告来说好了，范玮琪一起提告，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是因为被害人说，陈建州曾经对她讲：「没办法，你范范姐就很不爱这种事啊！」
等等，很不爱这种事，涉嫌妨害她的名誉，所以很爱这种事，代表没有妨害名誉？侵权在哪里？损害在哪里？
其次，赔偿一千万元，我是没意见，因为裁判费要缴10万，如果陈建州跟范玮琪的钱很多，想要贡献国库，这也不是坏事。但是，何必强调拿到的钱要捐给谁？说难听点，如果真有无端指控污蔑，该赔偿就要赔偿，原告要怎么使用，这也是原告的事情，法院也无权过问。但请问，有谁在妨害名誉的损害赔偿上，法院真的判决这么多钱？当事人的裁判费，总不能这样乱花吧？还是，他们只是想要吓人而已？
再来，诉讼声明要对方道歉，这是怎么回事？宪法法院已经有判决，认为一般法院要求加害人道歉，违反言论自由，因此法院往后不能判决要求加害人道歉。律师在提出诉求的时候，能不能注意一下宪法法院的最新决定？
这样的诉讼行为，根本是精准的失控好吗？
法律，不是拿来吓阻Me too运动的。提告，当然是陈建州与范玮琪的自由，但是，当第二位被害人已经出现，他们是不是得要想想，涉嫌强制猥亵的部分，是不是要自首比较实际，而不是想著要透过法律来恫吓被害人。
大牙、郭源元，还有其他的受害人，请不用担心害怕，许多律师，包括我，都愿意支持你。
如果你们需要我，义不容辞。
【本文经律师吕秋远授权刊登，未经同意请勿拷贝转载】原文连结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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