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台铭脸书全文：
今天是12月2日，是我先弟郭台成的生日。
我与台成手足情深，我从小就带著他，只要跟妈妈说，要带小弟出去走一走，妈妈绝对百分百放行。我常背著他去打弹珠，有时输光了，他还会帮我拿回几颗弹珠。
2007年7月，台成因血癌过世了，一晃眼，已过了15个年头。
摘录回忆录中关于这部份的几段文字，谨此表达我的怀念情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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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人生遇到的两个最大的打击，一个就是我的先妻林淑如乳癌过世，还有我的先弟郭台成血癌过世。
在我先妻过世之后，我以为癌症已经为我的人生带来了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巨大伤痛，却没有想到就在不到一年过后，我的弟弟郭台成又被发现罹患「急性骨髓性白血病」。原来我这一生与癌症的奋战，才刚开始另一个新的章节。
在我弟弟与血癌搏斗的那一年半之间，我没有辞职也没有请假，他到北京作骨髓移植的时候，那时候我没有自己的飞机，一年跑北京四、五十趟，就坐一般的飞机过去，去那边看他几天，再回来台湾。
2007年对我来说，不论事业或是家庭，都是重大考验的一年，那也是我们第一台iPhone做出来的那一年，那时候鸿海全力打造出第一台iPhone，但那段时间从二、三月开始，我就已经长驻北京，必须要两边去监控。我还是很坚强，鸿海公司没有因此受到影响，我公司的业绩还继续地成长。但没有人知道我在内心究竟承受了多大的压力，以及我究竟付出了多少的努力来打这一仗。
2006年农历初一的时候，台成去打高尔夫球，打到一半他就不太舒服，他就提早回来，去马偕医院抽血，抽了血之后就发现有问题，当时我就紧急被叫到马偕医院去。
医生很严肃地临床跟我说，你弟弟得了「急性骨髓性白血病」，也就是「血癌」。我当下就问他们，台湾治疗血癌最好的医院在哪里，他们说是台大和荣总，我们立刻就赴台大做检查。
台大血液肿瘤科的主任田蕙芬教授是他的主治医师。检查发现，台成属于比较特殊的M4型的急性骨髓性白血病。血癌一般分为六型，M1一直到M6，他属于M4型的，但台成有一个特殊的基因突变。当时台大医院已经有这样的技术，可以检验出来基因突变的部份。
后来台大为台成做标准化疗，标准化疗第一个疗程下去，白血病细胞血球仅存1%的，但三个礼拜后又都长回来，完全无效。
当时我虽然已经走过了先妻乳癌的伤痛经历，但是一直到台成被发现罹患血癌，我才知道这种癌症有多可怕。
当一个人得到血癌的时候，身体里面大概至少有十的十次方，也就是有一百亿颗癌细胞，而且是遍布在全身。所以为什么说「血癌是末期的癌症」，因为它一来就是全身性的。我们癌症都分一、二、三、四期，第四期就是晚期或末期。血癌一发病的时候，不只是第四期，而且它是非常严重的。
那年四月，我和女儿晓玲到台大血液肿瘤科主任的办公室，那时候第一次见到唐季禄医师，唐医师是台湾骨髓移植的专家。那时候他跟我说：第一，台成得的这个白血病，非常难治疗；第二，台成对化疗的反应非常顽固；第三，台成的基因突变的机率很快，就是某个药尽管有效，但是癌细胞会很快就突变，身体就产生抗药性，这个是很可怕的。
唐医师说，台成只有一条路：做骨髓移植。
我们就这样开始了漫长的骨髓移植的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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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台成兄弟两个人虽然差12岁，但是他最像我，我也一直把他当作接班人予以培养。那时候淑如才刚过世没多久，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我愿意不计任何代价来医治好台成，美国、日本、韩国、台湾、中国大陆的医疗专家，我都陆续接触过，不是只有做骨髓移植，还有各路各样的专家，因为在这过程中间会碰到很多问题，神经科、放射科、感染科、心脏科、胸腔科、肠胃科，所有的科几乎都有。
这里面陆陆续续也找了中国大陆很多专家，尤其是北京还有天津的，我们也曾经到天津的肿瘤医院去很多趟。台湾这边也有动员很多人，台大、台北荣总、台北医学院、万芳医院、新光医院都有，慈济当然也不用讲。
在这些过程里，台成那时候大部分时间都满沉默的，就是听从医师和家人的安排，但是他很坚强，从来没有抱怨。
人类从2000年才开始花很多工夫把基因予以解码，但在2006年，要把白血球完全做基因解码仍然很困难。
那个年代，尽管做了基因解码，也没办法读这个天书。你不知道里面到底哪些基因片段是有问题的，这个基因片段的意义在哪里，更不要说哪里是可以用来诱发免疫系统产生免疫反应的。我们那时候大概就知道「放射线治疗」和「免疫治疗」是唯二有效能够治疗他的，标靶药物那时候还没有，化疗也没有效果。
陆陆续续，台成接受很长一段时间的治疗，身体状况已经变得很虚弱，右手右脚都没力气，也无法翻身，就是一直卧床，反复发烧、感染、排斥。他其实是很痛苦。而且因为他在医院住得太久了，心智状态变得相对脆弱。
唐医师告诉我，台成跟他说过：「如果我只能活90天，你就让我痛快地活，不要让我知道能活几天。」我听了之后，进去病房跟台成谈了很久，我决定尊重他的意愿。
2007年7月4日，台成就这样离开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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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成走了以后，两岸的医疗团队都筋疲力竭，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挫败。我虽然伤痛，但我告诉自己，不能让台成的过世打倒我。
我只有意志消沉一天，第二天我就跟大家说：「我希望我弟弟这些失败的经验，大家可以记取教训，可以继续用在其他病人身上。」我也去和北京的道培医院去谈，说可以把资金挹注到他们身上，帮助其他人接受类似的医疗。
之后，我与台大医院院长林芳郁碰面，提到想协助唐医师在台大医院弄一个比较像样的移植中心，那时候林院长说，不可能每个人都找一个金主就来说要盖一个好的中心，因为台大医院就是寸土寸金，没有那么多地。
唐医师跟我说，移植的医院是不能单独存在的，必须要很多单位很多专科的支援。我说好，那我就要与台大长期合作，把当时救治经验移植回台，在医院做干细胞研究，还要成立永龄健康基金会，积极推动抗癌。
先妻和先弟的先后离世，让我了解了这个世上所有为癌症所苦的人们，究竟面对的是多么艰酷的的一场奋战。如果连我以我的能力，尚且都得如此艰难地去打这一场仗，一般人到底还能有多少胜算？又有多少家庭要为了失去至亲而痛苦？我不希望再有这么多人因癌症而像我一样失去所爱。
自此，我决定在台湾兴建癌症医院的梦想，正式启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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