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聪财分析，加害者父母最常出现的是强烈罪疚感与自责，反复质问自己「是不是没教好孩子」，这种把不可控制事件全揽在自己身上的状况，长期下来容易引发忧郁、情绪麻木，甚至自我惩罚倾向。此外，即便没有亲眼目睹案发，也可能出现类似创伤后压力反应，例如失眠、恶梦、看到捷运或相关新闻就感到强烈焦虑，而下跪道歉本身，也可能成为心理创伤的一部分。
除了心理创伤，社会氛围中的「子债父还」观念，对加害者家属更是二度伤害。杨聪财指出，当社会把愤怒与恐惧投射到家属身上，家属容易被贴上「加害者家人」的永久标签，不只在邻里、职场受到排挤，也可能连其他亲属都被牵连。长期下来，当事人会逐渐否定自我价值，对社会失去信任，甚至不敢再向外求助。
杨聪财强调，理解加害者家属的痛苦，并不是替犯罪行为开脱。法律负责追究行为责任，但心理创伤是否扩大，取决于社会如何对待无辜者。一个成熟的社会，应该能同时表达愤怒与同理，避免让仇恨持续扩散，制造更多隐形的心理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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