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决指出，《刑事诉讼法》第122条第2项规定：「对于第三人之身体、物件、电磁纪录及住宅或其他处所，以有相当理由可信为……应扣押之物或电磁纪录存在时为限，得搜索之。」同法第133条第1项规定：「可为证据或得没收之物，得扣押之。」整体观察以上法条，未将律师或辩护人与被告、犯罪嫌疑人、潜在犯罪嫌疑人之间的文件资料（如文书、电磁纪录等）排除于搜索、扣押之外，但这些资料应受《宪法》秘密自由沟通权保障。
大法官认为搜索、扣押这些资料，与《宪法》保障律师工作权及被告诉讼权的意旨不符，相关机关应于本判决宣示之日起2年内，依本判决意旨修正《刑事诉讼法》，妥善规定。修法完成前，法官、检察官及相关人员办理搜索、扣押事务，应遵循本判决意旨。
至于律师事务所是否绝对不能搜索、扣押，大法官指出并非如此，如果是搜索、扣押与律师、委任人之间无关的其他资料、物品，没有违宪的问题，因为《刑事诉讼法》规定法官对于搜索律师事务所的声请可以审查、把关，且对搜索、扣押的裁定及执行，已设有监督及救济机制，因此《刑事诉讼法》虽然没有特别规定对律师事务所的搜索、扣押程序，仍与《宪法》保障的人民居住自由、律师工作权及正当法律程序原则意旨没有违背。
本件释宪案日前辩论时，法务部指出2010至2021年经法院核发搜索票共计2万9932件，平均每年核准近1万5000件，其中搜索律师事务所总计20件，18件是因为律师本身就是被告或犯罪嫌疑人而遭到搜索，或者律师本身涉及串供灭证而遭搜索，另有2件因为律师事务所就是犯罪行为地而遭搜索，与律师执行业务无关，法务部特别指出，张静律师事务所受搜索案，是因为张律师是犯罪嫌疑人而搜索，情况与本件释宪案处理的争点不同也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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