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文灿也表示，廖俊松父子在106年9月14日把一个提袋丢包在官邸，翌日他在市府见到廖俊松，有请他在一周内取回，只是后来还给他儿子。这个证词在侦讯光碟有，笔录却消失了，没有记载；他认为，检方在侦办案件时，有利不利证据都应该注意，检察官不应该预设立场，把有利证据盖牌排除。而廖俊松原来的记忆说法，与他的陈述一致，而他并不知道廖俊松的侦讯内容及回答，代表双方原始的认知是一样的。
辩护人也指出，关于丢包金额到底是否为500万，其实起诉至今从未厘清，卷内客观证据仅有420万提款纪录，起诉书迳自称差额80万为鸿展公司自有资金补足，但此部分不但与证人供述不同，且无任何事证可以佐证，是以本案丢包金额到底是500万还是420万，至今仍有疑义？同样这段供述内容，在笔录中也未见任何记载。
但公诉检察官强调，全案没有错觉诱导，而是廖俊松侦讯时不断制造假象，显然是在临讼时有拖延刑责、避重就轻之嫌，对很多事情都表示记不清楚，所以才会提供客观物证让他辨认。
另外，本案是否有违法监听部分，辩方指出，检方声称是从104年即展开的「本案监听」，但郑文灿当年不仅才上任不久，且距离106年9月14日官邸丢包约有2年的时候，郑文灿的委任律师钱建荣更质疑检方是恶性的非法监听；并认为所有的监听内容都没有证据能力。
公诉检察官则以，钱建荣担任法官其间，担任合议庭成员所做出的台湾高等法院107年度重上更三字第39号判决，清楚指出：『依法定程序监听偶然获得之另案证据，并非实施刑事诉讼程序公务员因违背法定程序取得之证据，鉴于另案监听之执行机关并不存在脱法行为，且监听具有前述不确定性特质，有关另案之通讯内容如未即时截取，搜证机会恐稍纵即逝，基于与「另案扣押」相同法理及善意例外原则，自应容许将该偶然获得之资料作为证据使用。』。显然当年的钱法官与现在的钱律师采取了完全相反的见解，检察官可以理解每个人的法律见解不尽相同，但辩护人不应该因为法律见解的不同，就为检察官扣上「违法监听」或「滥权监听」的帽子，如此一来对于辛苦办案执法的公务员并不公平。
检方当时表示，当时监听廖氏父子时是发现他们涉嫌向公务人员行贿，但不确定是那位公务人员，经追查才发现郑文灿涉嫌收贿；就像监听诈骗集团一样，追查出有数位被害人遭诈，是不可能再个别签分另案调查。
另外，包括被检方列为起诉的关键会议，2016年12月13日在由郑文灿桃园市府召集桃园市秘书长、地政局长与产发局长及相关科长与会，与业者廖氏父子讨论开发案的解决方案，也被爆出仅留郑文灿与廖氏父子3人对话，刻意遗漏其他官员发言内容，承办检察官陈嘉义勘验录音档的逐字稿时，还写下「经勘验无误」等，今天也将续行审理并勘验相关会议录音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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