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时报》中文网27日报导，中国因疫情和经济放缓，还有日益严峻的政治氛围，让物价低廉、远离尘嚣、风景优美、气候宜人的云南大理，吸引愈来愈多逃离都市压力的「躺平」世代，还有逃离社会压力、政治压力的社会难民、知识难民，到此落脚。
报导访问一名常跑大理的深圳企业家说，大理社会氛围包容理解，可以交到很多朋友。他喜欢泡在咖啡厅，店内一杯好咖啡6元人民币（约26元台币），是大城市的20%。
这名企业家说，大理有许多年轻的躺平族，疲惫于加班、买房、结婚生子等压力，这些年轻人通常是中产家庭的子女，一开始可能花的是家中资助的钱，在大理「躺平」无所事事过上1年，钱花光后就在当地找些轻松的活；另外一些旅居者是40多岁的中年，为逃避社会残酷竞争，他们往往比前者更有钱。
他说大理是让人「可以自在做自己」的地方，他估计大理360万人口中，约10万是这样「思想另类」的人，这些人在大理寻求的是经济稳定，不像在北上广深等大城市的人以赚钱为目的。
报导中一位40多岁母亲，让独子就在大理上私塾，与中国多数家庭父母，拚命想孩子挤进好大学相较，这名母亲的想法或许前卫，但在大理却不罕见，她说自己不信钱那一套，也不喜欢正规学校教育，也说孩子现在在私塾跟著大孩子学，也借由阅读儒家经典「自然地」学习。
《金融时报》访问一名在大理老街上卖袜子的女性，她原在重庆当护士，疲于长时间工作，她说现在卖袜子每天收入50到100人民币（约218到435元台币），「大理生活成本低，对我来说这些够了。」
不过这个偏安角落，在涌入大量「躺平族、社会难民、知识难民」后逐渐变质，精致酒店陆续进驻、豪华房车在街道上呼啸而过，物价渐被拉抬。
另一方面，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并不欣赏「躺平」，他鼓励年轻人吃苦，当局似有意慢慢「导正」大理这个避风港，报导引述路透社，上月当地一场艺术相关研讨会突然喊卡，消息人士透露取消原因是「政府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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