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案起因是法商百利达银行1995年与怡华实业公司签约，由百利达台北分行帮怡华处理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怡华则以美金1000万元本票作为担保。当时翁茂钟是怡华执行副总经理，董事长是他父亲翁川配，后来金融商品交易产生亏损，百利达凭本票向台北地院声请强制执行获准，但怡华提起确认本票债权不存在诉讼，并声请停止执行，法院裁准百利达若提供1.4亿元或或同面额的百利达台北分行可转让定期存单，就可继续执行怡华资产。
伪造文书案逆转有罪
百利达为了继续强制执行，银行业务部协理宋彪、资产负债管理部经理诸庆恩共同商议决定，以百利达自发自买的可转让定期存单作为担保，并由诸庆恩指示职员填载交易单，交由宋男核决后，签发面额各1000万元的无记名可转让定期存单共14张，提交法院，百利达会计部经理潘筱梅也将这笔可转让定期存单的财务事项，登载在会计表册上。
后来台北地检署接获检举，认定诸庆恩、宋男及潘女3人涉犯伪造文书、填制不实会计凭证等罪嫌，将3人起诉，一审台北地院判3人均无罪，但二审改认诸庆恩触犯伪造文书罪，判刑4月，缓刑3年，宋男及潘女仍判无罪。
诸庆恩不服二审有罪判决，向最高法院上诉，也声请高检署为他的诉讼权益上诉，于是高检署也提起上诉，不过，最高法院审理期间，37岁的诸庆恩死亡，最高法院针对诸男上诉部分，以不得上诉为由判决驳回，而高检署上诉部分，最高法院认为诸男已经死亡，判决不受理。
「检方上诉不合法」成非常上诉理由
问题出在伪造文书罪部分，检察总长提起非常上诉，主张诸庆恩二审被判有罪的伪造文书罪，依《刑事诉讼法》规定不得上诉三审，因此，「检方当时的上诉并不合法」，最高法院依《刑诉法》应判决「驳回」，而不是「不受理」，最高法院违背法令，判决无效。
最高法院审理非常上诉案，认为诸庆恩于案件上诉期间死亡，法院依《刑事诉讼法》调查死亡事实后，可以谕知「不受理」判决，但前提为「上诉是合法的」，既然检方当时针对伪造文书罪的上诉不合法，最高法院当时应该判决「驳回」才对，不能谕知不受理，换句话说，诸庆恩伪造文书罪被判刑4月，缓刑3年，早在二审就已经定谳，因此最高法院今撤销先前的「不受理」判决，全案回复到诸庆恩伪造文书「有罪定谳」状态，他的家属可以声请法院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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