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惇涵指出,法律层面上,根据《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机关得视业务需要设任务编组。他解释,总统府过去运作过人权咨询委员会,后来因此法修正后,移转至监察院国家人权委员会;前总统马英九时期,也成立过经济产业、文化圆桌论坛;前总统蔡英文时期,也有年金改革委员会、原转会,因此每任总统在总统府设立任务编组,都表示出各总统对台湾国家当前面临问题的高度关注。

张惇涵继续表示,美国、日本、韩国同样在总统制或内阁制底下,有设立气候变迁的对策小组,而总统是三军统帅,设立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并没有疑议,赖清德又是中华民国史上第一个医生总统,设立健康台湾委员会,是他特别重视这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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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惇涵直言,对于叠床架屋的批评,他认为没有建设性也不实际,委员会中有政府官员代表,但更多的是民间参与,其实扩大了社会各层面的意见,是政府与民间连结的桥梁。

张惇涵提到,上周的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在正式开会前的会前会上,民间各领域委员们,自己互动非常激烈,他举例,同领域的专家们,可能互相知道彼此,也很想与对方合作,但双方并不认识,借此平台反而不只政府与政府,民间与民间也串连起来。「这张网织得更牢,反倒是蛮意外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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